贺东航 ▏挑战与发展: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挑战与发展: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作者 贺东航教授
作者简介
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大数据精准嵌入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治理各个方面,不仅引发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时代性变革,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还为解决经典作家思考的国家治理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依据。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为丰富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挑战也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大数据(Big data或Megadata)是指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形式的信息。大数据具有5V特性,即Volume(大体量)、Value(价值性)、Velocity(时效性)、Variety(多样性)、Veracity(真实性)。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正在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大数据”+“某学科”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界探讨大数据与本学科之间的关系肇始于2012年的计算社会科学,之后扩展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尽管大数据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但学界的讨论遵循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英国学者指出,大数据“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因此,大数据更多的是探求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重在分析趋势,而不苛求细节上的精确性。大数据驱动的研究不同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社会仿真研究(实证研究)等研究范式,而是以个性化、全样本和预测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第四种研究范式”。
然而以“大数据”+“科学社会主义”为篇名,检索的结果显示为0,也就是说国内学界尚未开始探讨大数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把大数据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更高发展形式,以“科技”+“科学社会主义”为篇名进行检索,剔除不相关的研究文献,也仅有10篇文章探讨科技(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纵观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既有高潮,又有低谷,既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又经历过严峻的挑战。而共产主义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都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二战结束后兴起的以原子能技术、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全方位且持久地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因之一。那么,大数据时代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对此,本文尝试从经济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生态观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并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社会形态演进的终点。马克思同时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推动了生产力不断进步及人类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还认为社会分工和由分工产生的经济交换导致生产日益社会化,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即周期性经济危机,笔者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仅无法克服这种内在矛盾,还会导致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制度被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就具有了必然性。能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除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外,其区别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制度。然而,在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以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并非完全一致,但却与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由此不难看出,生产力、生产社会化、分配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两个必然”论断的关键。其中生产社会化和分配制度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前者涉及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后者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认为,人类历史上成功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制度类型有三种,即传统的(主要是血缘、宗教、习俗)、命令的和市场的。实际上,市场的分配制度本质就是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制度。除此之外,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性分配制度,不能也不应将其归结为命令式的,其实质上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在实践中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这些国家社会传统的影响而表现出了命令式的分配制度。除开传统因素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市场是有限信息条件下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所有制关系为公或为私、计划分配或市场分配没什么不同。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大数据技术精准地嵌入了社会生产过程,引发了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时代性变革,尽管当前大数据技术仍不完善,但其所具有的“全数据”特点仍为人类掌握完全信息提供了可能,并且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哲学前提。面对生产力的新发展和呈现出来的新样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和大数据的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理应与时俱进,及时革新和完善。
首先是生产力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生产力出发来理解人类生活,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就本质而言,大数据是后工业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从数据到知识的“知识生产”阶段。大数据本身作为一种客观性的信息资源而存在,只有通过社会劳动者的信息甄别、筛选与整合,分散化的海量数据才能形成完整的系统性知识。二是从知识到能力的“知识转化”阶段。只有将知识内化于劳动者,使劳动者通过对知识的分析和运用进而提高实践能力,知识才能转化为人们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劳动工具。通过“大数据—知识—能力”的转化实践逻辑,大数据才能转化现实的生产力。
在大数据时代,生产力有了全新的表现形态,产生了新型生产力,即一种在数字化进程中向数据化信息整理并转为知识,形成一种新型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价劳动能力。在知识背景下,知识成为当代生产力格局中的核心驱动要素,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前导性因素。其实马克思在论及固定资本时已经意识到知识对社会生产的作用,并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以知识的形式得以生产,“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大数据技术使知识的地位大幅提升,大数据网络为知识传播提供了稳固的多维平台,知识的传播速率得以显著提升,知识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在大数据时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直接生产力,知识型生产力产生于数据转变为知识的无形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生产力“物质化”“有形化”的概括,大数据时代的新型生产力呈现出非物质化、无形化特征。这种生产力的“无形化”既体现在生产要素本身的数据化,也体现在生产力创造并发展的全过程。
其次是生产社会化理论。生产社会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对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其内容蕴含在他的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的分析之中。生产社会化既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也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这一趋势解释了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并且“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恩格斯将马克思这一经典表述概括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换成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因此,“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实现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交换经济(即商品经济)必然导致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全民占有,也就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大数据时代资源共享的特点,以及大数据技术使私人产品日益趋向社会化使用,这便是共享经济能够在大数据时代产生的深刻根源。共享经济加深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预见的正确性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最后是分配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与分配制度关系密切的是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以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包含着公平精神与正义精神的按劳分配是最具普遍性的分配原则,是由公有制经济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分配方式。长期以来,有限的技术水平与市场资源和较低的生产力水平,阻碍了高效分配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得以精准化,也更具效率性。以土地、厂房、资本为主的物质型生产资料在社会价值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以信息、技术、科学、思想观念为主的非物质型生产资料占据了更高的分配地位,并逐步呈现出较强的社会化趋向。一方面,大数据网络准确衡量了个体劳动贡献的数量与价值。通过细化劳动贡献参与价值分配的量化机制,激发了生产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带动了更多社会价值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提高了按劳分配的效能,也为高效的按需分配提供了可能。大数据技术产生的共享经济沿着“闲置资源—大数据—信息流动与信息链接—资源共享”的运作路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劳动产品分配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转变的可能性。大数据技术对分配的理念、手段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极大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内容。
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初期,尚无“国家治理”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治理的论述和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文本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进行了反思和批判,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实现阶级利益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目的只是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少数人的统治和利益,而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和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拒斥于政权之外。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作家认为,这就注定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不可能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而只是把资本增殖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工作重心。因此,要摧毁资本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让无产阶级充分运用公共权力,才能真正实现人民主权,进而过渡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创造的新型国家治理制度给予了很高评价:“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这段论述表明:国家治理的目的不再是物,而是恢复到人本身,但不是回到人的等级性依赖关系,而是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自由平等。管理者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不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压迫者,而是人民服务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可以在制度上确认国家的政治权力真正属于人民,进而保证人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巴黎公社
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只是从巴黎公社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想象未来社会国家治理的景象,并从制度层面对国家治理进行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提供基本前提和方向。事实上,在现实的实践中,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是需要技术(操作)层面的支撑,离开了治理技术,再先进、再完善的国家治理制度也难以顺利运行,甚至可以说,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同样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规则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人们开始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管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本身还能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科学技术“按照目的理性活动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模式和相应的行为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模式重建社会”,在安德鲁·芬伯格看来,技术的发展中蕴含着受压抑、处于边缘的下层公众对技术进行干预的潜能,而这种潜能一旦得到释放,人类会更有机会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以来技术治理的思想和运动普遍兴起;到了21世纪,技术治理是公共治理领域全球性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现代社会已然成为技术治理社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思考和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也给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首先是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主体观。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必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广泛地参与国家治理。“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并要求人民自己创造、建立、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在马克思所憧憬的广大劳动人民及无产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个体的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制度民主”。而这种“制度民主”需要有技术支撑,大数据的出现为“技术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大数据时代下,民众拥有了更广泛的利益表达机会与政治协商渠道。人民通过数据网络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主动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手机用户60%使用智能手机,微博的活跃用户高达6亿人次。利用大数据技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可实时进行信息反馈、需求表达与政策建议。在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有了新的内容:各利益群体在民主协商中达成理性共识,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另一方面,作为大数据网络中的节点要素,各治理主体的诉求表达被批量收集并智能分析。数据作为信息载体,将各种现象、行为与感受转变为直观且具象的数据内容,进而在深入的跟踪、观测与计算中形成多层次的统计报表,为国家治理的形势把握、效果预估等方面提供了信息支撑。总体来说,大数据时代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因此,有理由相信,当公民与大数据信息进一步完美相结合时,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主体观会逐步得到完善和落实。
其次是大数据技术与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是民主和权威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树立领导权威才能确保组织坚强有力,“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在列宁看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之上的,不可能马上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党,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国家治理就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
大数据的出现在某种层面上支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功能的发挥。其一,大数据平台为把握社会思想动态、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提供了多样化渠道,提高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引领力。无产阶级政党可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将其政党意志和核心价值观自上而下地充分传达,方便且快捷。大数据提高了政党的凝聚共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使政党的思想领导覆盖面更广,效率更高。其二,大数据技术带动了政治信息的筛选与整合,巩固了政党的政治领导力。大数据技术提高了政党的战略谋划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使政党能够深入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与人民需求,“理解公众态度和情绪”,从而制定出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统帅作用。其三,大数据时代带动了优质人才资源的聚集与配置,进一步实现了政党的组织领导。借助大数据平台的系统化分析而形成的党员人才结构与人才优势的清晰化图谱,为从组织中选拔并任用更具先锋模范作用的骨干党员提供了充分准备。
最后是大数据技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监督观。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监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如何保持下去。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而“无产阶级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然而,权力的异化却使得某些政府公务员利用掌握的权力来获取私人利益。“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国家的权力真正地始终受制于人民,国家公职人员显然需要由人民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
大数据时代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有了更好的操作实践。将权力的行使纳入大数据监督系统,数据化监督的创新方式既拓宽了权力监督的覆盖人群与覆盖领域,也拓展了权力监督的渠道与机制,充分提高了反腐治理效能。一方面,在大数据系统与智能化产品的协助下,网络监督与网络问政的可行性不断增强。民众可在多元化的监督方式中进行自主选择,公职人员全覆盖的监督系统也扫清了权力监督中的“死角”与漏洞。另一方面,大数据嵌入权力监督体系,能够加强数据追责机制建设。通过在数据转引、编辑、复制、发送等环节上健全记录档案,并定期分析各部门和层级对某领域数据的使用频次等,可判断国家权力是否有被滥用的倾向,从而及时介入调查,约束公职人员依法用权、严以用权,减少因推诱扯皮而导致的对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的双重损害。因此,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与运用,更好地实践了马克思对于权力运行与权力监督方式的构想,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行政权力,将权力的“利维坦”关进制度的牢笼之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索人类解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也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反思。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未曾出现“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阐明通过制度安排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文明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自然的二重性和人的二重性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种优先于人类而不依赖于人类独立的客观存在,即“自在存在”。他指出,“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自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化自然”。自然不仅仅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泉,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又受到自然发展的客观制约,是被动、受限的存在。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人类有意识的实践劳动成为联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人类在实践劳动中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马克思曾经警告,“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针对人类早期掠夺式破坏自然的行径,恩格斯批评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
人与自然对立在实质上是无限扩张的资本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这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资源矛盾。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从过去的人类依附自然的关系转变为自然成为人类的附属物。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使得自然界在强大的生产力面前成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和对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家从不考虑土地的养护,通过掠夺式的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不可持续的物质交换,“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用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用”。
资本反生态的本性,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异化现象。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才会得到消除。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段话可理解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由于资本的私有制无法实现社会化生产环境下的物质合理交换,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可能按照人类发展的实际需要及自然的发展规律来合理制定各项发展计划,促进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治理领域,马克思不仅强调制度作用,也注意到运用技术手段来治理生态危机。“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
综上所述,当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生态危机的时候,正确的观念和更先进的科技尤为重要。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生态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方向。
首先是大数据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大数据技术丰富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自然界的方法,为人们深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观提供了方便。例如,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合理运用,人类具备了量化自然界的客体或对象的能力,将自然世界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世界。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加工,被数据量化过的自然世界转化为主观映象,对于自然的根本看法得以生成;并在遵循自然发展与人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技术,重新回到客观世界。由此,通过大数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可能。具体来说,人类可通过数据采集获取直接数据,通过数据储存保留原始数据资源,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生态建设的参考方案,通过数据挖掘寻找生态变化的实际情况和原始数据,最后通过数据计算与数据研判,预防生态负向变迁。
其次,大数据技术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众多的福祉,但也有惨痛的教训,尤其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的逐利性。为此,他们提出了生态治理的制度性方案,不过较少注意到生态危机的技术治理。事实上,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仅仅变革社会制度是不够的,人类社会仍然需要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治理方案。
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实际运用,带有助力本质的市场资本转变为生态保护的客观能力,“大数据+生态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新模式逐步建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新型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以大数据为核心,将大数据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动力,“环境大数据”的新概念由此产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大数据”展现出数据量巨大、数据动态化、数据类型与来源复杂多样、数据应用价值高等时代特点,在节能减排应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退化治理、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通过“环境大数据”嵌入生态环境建设,传统生态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数据共享机制得以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数据采集与数据整合的复杂壁垒,促进了各级环保部门、环保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环保部门与社会组织间的环境信息传递与环境诉求表达。在当前的“大数据+生态文明”模式中,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治理难题,制定可行方案。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借助于科学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资本主义在经历数次经济衰退和滞胀之后,经过一系列调整,活力似乎又得到延续。从当前国际共运的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昭示社会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生产力,促进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趋向社会化使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基础性工程之一。大数据技术将经济效率和分配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鸿沟,为人类社会共同走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经济支撑。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朝向数据化、多元化、精准化、虚拟化、透明化、即时性和共享性方向转变。由此看来,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也能够对思想观念和社会科学产生显著影响,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容丰富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大数据技术为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历史没有终结,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变化,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理论学说,更应该与时俱进,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5期
为进一步规范稿件采编流程,提高编辑部工作效率,东南学术杂志社和中国知网合作,正式启用线上采编系统,热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支持。《东南学术》唯一线上采编系统的网址为http://dnxsh.cbpt.cnki.net,作者可在网站的“作者投稿系统”中注册账号,进行网上投稿,跟踪稿件处理结果。即日起,原投稿邮箱不再接受投稿。
《东南学术》一向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从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凡要求作者缴纳诸如审稿费、版面费的,均系假冒我刊的诈骗行为;任何非dnxsh.cbpt.cnki.net的所谓“官方投稿网站”,均系假冒网站。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注意。
《东南学术》是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社科学术理论刊物,是全国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和福建省十大名刊名社(2019)。多年来,《东南学术》平均影响因子进入全国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发文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国性重要文科学术文摘刊物上的转载率均居福建省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
本微信公众号系《东南学术》杂志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东南学术》杂志,版权所有。
微信号 : dnxs0591
● 扫码关注我们 ●